毛泽东和贺子珍既是亲密战友，又曾经是患难夫妻。他们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著名的红色婚姻之一。他们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断吸引着人们去追寻、探究、品味和思索，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启迪。

　　□贺子珍的初恋情人并非毛泽东。但毛泽东却是贺子珍一生唯一的真爱

　　毛泽东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并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的支持，从此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而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不要忘记两个人，一个是袁文才，另一个叫王新亚。

　　毛泽东一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就把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睡在进门靠右侧的前间屋子。而此时，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慢慢地34岁的毛泽东和18岁的贺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

　　这个人名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人之一，当时是贺子珍的领导，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她根本都不相信。“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一次，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开会，贺子珍也参加了。这时，敌人来了。贺子珍二话不说，自己出门骑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把敌人引开了。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后，自己平安回来了。贺子珍的这股子英雄气也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慢慢地，他们相爱了。

　　而王新亚是上井冈山之前毛、贺双方都认识的唯一的人。王新亚是一名北伐军官。当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的时候，王新亚却带着他的农民自卫军向湖南进发。分手的时候，王新亚还通过贺敏学留给贺子珍100块银元。在湖南浏阳，王新亚和毛泽东会合，并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安福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毛泽东正是从王新亚那里得知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比较好，才决定在起义失败后转战井冈山的。

　　当穿着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红绸带的毛泽东收拢余部，带着衣衫褴褛的队伍，跛着化脓糜烂的双脚在井冈山和袁文才、王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看见了一起来欢迎他的贺子珍。当袁文才告诉他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的时候，毛泽东看她这么年轻，又那么精干，很是佩服。就这样，18岁的“永新一枝花”、被人们当作神秘的“压寨夫人”的贺子珍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战士。这个个子不高不矮、瘦条个、瓜子脸、长得漂亮、待人和气、顶喜欢和人说话、热心肠又勇敢的年轻姑娘，一下子让毛泽东怦然心动了。

　　1928年春天，贺子珍率队前往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革命，与后期到达的毛泽东等人会合。在这里，贺子珍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哥哥贺敏学主动把自己的住处——茅坪八角楼让给了妹妹，从此，他们的爱情在井冈山迎来了春天。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也是他们一生最浪漫的时刻。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八角楼享受着爱情，也共享着幸福和甜蜜。

　　□贺子珍，毛泽东内心永远说不出的痛

　　从1928年到1937年，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只保持了整整十年，随着贺子珍出走苏联而结束，但他们的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有伤也有泪，有痛也有恨，在伤痛中走向永恒。

　　当年轮又过了十圈，贺子珍满身伤痕地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也是无限感慨。先是年初他同意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帮助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接着在5月30日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照顾好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8月，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和岸青兄妹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并与妹妹贺怡会面。

　　与性格同样要强的贺怡相比，这时的贺子珍显得已经苍老些，心境也苍凉了些。作为毛泽东的弟媳，贺怡要为1937年赌气出走的姐姐争这个名分，力劝姐姐回到毛泽东身边。贺子珍对此已经心静如水，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犹豫了。这样，在贺怡的帮助下，贺子珍和女儿娇娇分别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女儿的来信，毛泽东可谓是喜出望外，立即用电报回复了。而对贺子珍的来信，毛泽东还没有直接也没有那么快捷地回信。

　　贺子珍写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现在我学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毛泽东最后还是回信了，这封迟到近两年的信是在1950年夏天才回复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9年春，贺怡与到北京商讨翻译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苏联教授尤金一起，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贺怡在大哥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贺怡觉得现在是要给自己的姐姐争个名分的时候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回答。但据有关史料披露说，后来“毛泽东还是在石家庄约见贺怡，要贺怡把贺子珍找来，颇有重归于好的意思”。而且毛泽东还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然而按中国的什么老传统？又如何办？毛泽东并没有说。可是，等贺怡再次带着姐姐贺子珍来到北京的时候，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顺利。当火车行至山海关的时候，贺子珍被自称为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阻拦，被挡在了北京的大门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而这一切的真相都在1949年11月21日，随着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而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而贺子珍直到新中国成立了30年之后才第一次来到北京，而此时，她心爱的“老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3年！

　　贺子珍，或许是毛泽东内心永远说不出的痛。

　　□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赌气前往苏联。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中收到了贺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来的。这封被后人称作所谓“诀别信”的信件，其实只是一块白手帕。

　　从8月20日到30日，毛泽东在洛川整整待了10天。但当毛泽东回到凤凰山的窑洞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这不禁让毛泽东黯然神伤。

　　毛泽东到洛川开会去了，凤凰山窑洞的哨兵也撤了。因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爱跳舞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误解越来越大，猜疑、嫉妒这人之常情让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开始有了火药味，十年患难夫妻开始赌气吵架。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但这次，毛泽东似乎没有迁就贺子珍，他安排贺子珍去党校学习，甚至生气地与妻子分居。这更激怒了贺子珍，她感觉“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因此，从井冈山就开始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再也不想参加或列席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的由毛泽东主持的重要会议了。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没有了三天两头的别扭，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表面上似乎更加轻松开心，和大家和睦相处，有说有笑，很是活跃。然而，贺子珍内心或许更多的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她将要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个更加闻名的红色圣地——莫斯科去。她嘴里说的是“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而内心里其实是在跟“老毛”赌气，在跟有文化的“开放的美国女人”斗气，也是自己要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甚至包括学习跳舞。爱之深，情也切。她深爱着她的“老毛”，她害怕“老毛”疏远她离她而去。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落寞地坐在窑洞里，在这四壁简陋、只挂着一些地图、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的家中，在那闪耀着微弱火花的油灯或烛光下，那个和自己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像个“夜猫子”一样勤劳无畏的妻子呢？那个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呢？那个从山上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可爱能干的妻子呢？鸳鸯一只失群飞，一样分别两样情。毛泽东的内心何尝不是翻江倒海？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他们已经是十年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恋。而与贺子珍的爱情，或许与毛泽东一生所保存的对杨开慧的初恋的激情有着本质的不同。对贺子珍，毛泽东的情感同样也令他刻骨铭心、怀念一生。他怎能忘记三起三落的井冈岁月，怎能忘记八角楼的灯光，又怎能忘记自己跛着脚第一次与这个勇敢美丽的“永新一枝花”见面时，她把他化脓糜烂的双脚命令似地放在她18岁的掌心里擦洗换药；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于是，他赶紧给她写了封信，派警卫员立即送到西安去，并要把她接回延安来。但贺子珍只是请警卫员给丈夫捎回了一块白手帕，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对贺子珍的离开，许多人都规劝她，挽留她。在延安，和她一起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三十女杰”之一的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苦劝她不要走；在西安，林伯渠和她的妯娌钱希均（毛泽民第二任夫人）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到了兰州，毛泽东的老朋友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又是好言相劝；再到乌鲁木齐，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再次挽留。然而，这一切怎能挡得住这个年仅28岁、外表上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的“女司令”呢！

　　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们无法想象毛泽东手捧着这块白手帕时的心情到底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内心深处依然挂念着贺子珍，他把贺子珍送给他的白手帕一直珍藏在自己的铁箱子里，珍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贺子珍的离开，成了他心中一个隐隐的痛。许多年以后，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还曾多次跟别人说起他与贺子珍的感情，甚至跟他喜欢的卫士说：“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哭了！他一路不停地动员了自己能够动员的力量，再三挽留贺子珍。但贺子珍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进苏联到莫斯科，贺子珍踏上了一条爱的不归路。她哪里想得到，命运竟然注定跟她开了一个玩笑——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在西安，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告诉贺子珍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这应该给本想去上海的贺子珍改变主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贺子珍却因此要改道去莫斯科。为了劝其回心转意，钱希均同她挤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钱希均劝她“回到大哥身边去”，说：“您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她赌气说：“他管嘛！”钱希均接着说：“大哥谁管啊？”她没有说话。同是女人、同是毛家的儿媳妇，钱希均似乎更能理解和呵护她的心，就开玩笑吓唬她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对此，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几十年后，钱希均每每回忆起这番谈话，总是感叹不已，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但即使如此，年轻气盛的贺子珍，临行前还是托钱希均给丈夫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仍然担心她的丈夫“盖得太薄了”。钱希均就劝她：“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回答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她还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对年轻的贺子珍来说，治病、学习、休息，或许已经足够了。是的，两年不算很长，但又怎能算短呢？！

　　多情却总似无情。这两年，这一等，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尽管随着1938年第十个孩子儿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泪洗面的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将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性的后果，慢慢回心转意的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在兰州照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丈夫毛泽东。然而，她没有得到回音。1939年8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带来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人自伤心水自流，面对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贺子珍纵是心曲千万端，悲来与谁说？从此，贺子珍的世界改变了，她更加孤独、无望。除了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异国有了短暂的团聚之外，贺子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1941年秋天开始到1949年春天结束，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因与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之后，竟然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长达6年之久！而当她离开疯人院的时候，她离开毛泽东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的煎熬，贺子珍度日如年。

　　□贺子珍想见毛泽东。老毛致信贺子珍：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好在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在这紧急的关头，以闪光的一笔为贺子珍也为历史打开了一扇迎接曙光的窗户。当王稼祥把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电告毛泽东并请示是否由他们夫妇带贺子珍母女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从西北走出国门的贺子珍终于从东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间，她的父亲母亲相继离去，但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厚遇，生前亲自照料，身后为老人送终立碑。对此，贺子珍感激不尽。

　　1947年回国后，贺子珍住在哈尔滨。这个时候的贺子珍并没有想去见毛泽东，她或许只想让时间来抚平创伤。但过去的又怎么能够就这么让它过去呢？十年复十年。十年来，贺子珍一直珍藏着一条红毛毯，哪怕就是被关在疯人院的时候，她也没有丢失——因为这条红毛毯是她和丈夫毛泽东共同盖过的！留有丈夫的体温和气息，还有她和他的恩恩爱爱。她把红毛毯和女儿一起带了回来。

　　而同样也是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李银桥，有一次拎着毛泽东的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毛泽东接过衣服，一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一边跟他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时，李银桥发现“毛泽东眼圈忽然湿润了，茫然地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毛泽东说这些话时，“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东梅在她的著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以第三代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她的外公外婆，看到了历史的破绽和玄机——外公毛泽东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件跟他参加过洛川会议的旧军衣的“功劳”，睹物思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件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浆洗过多少回的军装，不就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贺子珍吗？！显然，毛泽东还在想念着贺子珍。

　　贺子珍回国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罗荣桓帮助她拍的电报，目的是请求“老毛”批准她正在华东前线作战的哥哥贺敏学来东北手术治疗战斗中体内留下的两颗子弹。“老毛”隔了一天就回了电报：

　　子珍：

　　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电报是罗荣桓叫秘书念给贺子珍听的。贺子珍听完毛泽东的电报没有吭气，许久之后才告诉她的嫂子李立英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于是，贺子珍又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之中，姑嫂二人谈起“老毛”可谓是无话不谈，“详细得不得了”。这个时候，贺子珍也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甚至还曾想过再婚。但尽管这样，贺子珍仍然有两大心愿：一是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给“禁”起来；二是她想见毛泽东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贺子珍的愿望看起来多么简单，可这似乎对她来讲已经是一种奢望。1948年，妹妹贺怡在沈阳的相见，再次鼓舞着贺子珍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自己在苏联过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

　　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很快回信，而是在一年后的1950年夏天才回复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这既是安慰，也是劝说；既是思念，也是惆怅；既是解释，也是无奈……

　　□“洋宝贝”娇娇（李敏）是维系毛泽东和贺子珍情感的唯一纽带

　　贺子珍是在天津收到已经从西柏坡搬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的。此前，她本是和女儿娇娇、毛岸青、贺怡一起进京的。但就在行至山海关时，贺子珍被挡在北平的门槛外面，只能在天津守望。此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休养。1953年毛泽东约见贺敏学时，曾提出让贺子珍再婚。贺敏学深知妹妹的性格，他告诉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后的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录音通过电波反复播放，传遍大江南北。已经17年没有听到毛泽东声音的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她朝思暮想的“老毛”那熟悉的湖南口音，她竟然一下子僵坐在椅子上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而开了一夜的收音机，已经烧坏了。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60岁的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花甲垂泪，只因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为了革命失去了妻子、弟弟、妹妹、儿子、女儿多达十几位亲人的毛泽东，托女儿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劝她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毛泽东的来信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病情很快恢复。在北京学习、工作的女儿李敏就这样成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信使，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委托女儿给贺子珍捎来了一块白手帕。这块已经泛黄发旧的白手帕，是毛泽东一直用着的。而对女儿每次的上海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为李敏亲自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品。同样，李敏每次回京，贺子珍总会让女儿大包小包地带上“老毛”当年爱吃的在北方又不易买到的时鲜蔬菜。据李敏回忆，有一次，母亲贺子珍还特别请她给父亲带去一个耳挖勺。因为贺子珍知道毛泽东是个“油耳朵”，喜欢掏耳朵。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小小的一块白手帕和小小的一只耳挖勺，它们所承载的该是如何用语言也无力形容的爱情！

　　女大当嫁。被毛泽东视作“洋宝贝”的女儿的婚事牵动着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在上海的贺子珍。1958年，当女儿领着自己的男友走进中南海的丰泽园时，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名叫孔令华的英俊小伙儿，父女只是相视一笑。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毛泽东同意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个“洋宝贝”女儿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他主动跟李敏说：“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有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而此时已经搬到南昌休养的贺子珍同样告诉女儿：“你爸爸同意的，我就同意。”

　　□1959年，毛贺庐山秘密相会。毛泽东手书“相见时难别亦难”……

　　时间的脚步终于走到了1959年。这年夏天，庐山会议召开了。庐山会议的功过是非任人评说，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给毛泽东与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的会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而创造这个机缘的正是当年力劝贺子珍走下井冈山的曾志。

　　早在1937年，当贺子珍前脚离开西安，曾志就后脚走进西安，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一到延安，曾志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动地把贺子珍之所以出走并且自己极力挽留的前因后果跟曾志说了，并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22年前一样，随同丈夫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来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志，在南昌看望了贺子珍之后，一回到庐山，她就去见毛泽东，并告诉他看望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再次极其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时，毛泽东请曾志对在江西挂职锻炼的副省长汪东兴讲：“乘江青还没有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毛泽东还认真细致地指明具体时间是“晚上两点，当卫士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在汪东兴的安排之下，“毛贺会面”由曾志和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曾是毛泽民的第三任夫人，毛远新之母）负责。后来，因陶铸怕江青知道后生发事端，曾志的任务改由杨尚奎（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水静承担。1959年7月9日晚，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相见了。地点就是蒋介石为夫人宋美龄建造的著名的“美庐”。这次会面是秘密的，当事人一直都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几十年后才讲出来。而毛泽东一辈子也没有公开说起，包括对他们的女儿李敏——庐山会议后的8月23日，刚刚回到北京才一天的毛泽东就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为自己的“洋宝贝”女儿主持了婚礼，这是他在庐山相会中答应贺子珍的。而在庐山上，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毛贺相会”的几位女性，前后两次在“美庐”请她们吃饭——第一次请的是曾志和朱旦华，4个菜；第二次请的是曾志、朱旦华和水静3个人，6个菜，毛泽东还陪3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辣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毛贺庐山相会，用东梅的话说“是外婆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贺子珍是在水静和卫士封耀松一左一右搀扶着走进“美庐”二楼的客厅的。22年，夫妻再相逢，贺子珍这一年整整50岁！毛泽东66岁。

　　相逢不似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贺子珍似乎有些恍惚，断肠争忍回顾，话未出口泪先流。面对不停哭泣的贺子珍，毛泽东把茶水端到她的面前，轻声劝慰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在毛泽东询问了她的身体、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告诉她现在“比以前更忙了”。在一问一答中，当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柔情胜似岭头云，别泪多如花上雨。贺子珍伤心透了，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短短的90分钟的会面，没有相拥而泣，亦没有握手言欢，只是临走的时候，贺子珍拿走了毛泽东的香烟和安眠药。因为拿走的安眠药有3种，必须按顺序服用，错服会出事的。毛泽东赶紧叫卫士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安眠药已经要回后，连连说：“好！好！”但事后毛泽东告诉曾志，说贺子珍“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出乎曾志的意料之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对于贺子珍，在分别22年后才见到她深爱的丈夫，早已是无语凝噎，委屈、心酸、激动、喜悦也恰似那一江春水，涛声依旧，一切又该从何说起？毛泽东纵是浪漫的诗人也无法体味贺子珍的心情与心境，剪不断理还乱的她怎能对答如流呢？

　　对于庐山相会，东梅说这是外公毛泽东送给外婆50岁生日的礼物。而我却觉得更为令人难解，也最能说明毛泽东依旧惦念贺子珍的，或许正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默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如今，“美庐”的一层展厅里就展示有毛泽东的手书《琵琶行》的复制品。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写中漏掉了6句42个字：“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毛泽东如此手书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相隔22年的“毛贺相会”之后，革命家毛泽东的理性或许已经被诗人毛泽东的浪漫情怀所打动吧？东梅还举例，外公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还曾多次默写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比如《锦瑟》，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尽管此后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分别两次和三次登过庐山，但他们此后却再也没有相见，一别竟成永别！

　　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庐山。在“芦林一号”，有一次他和服务员聊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此后，贺子珍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湖南路一座幽静的花园里。花园里种有腊梅花，这是毛泽东喜欢的。“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我想这首古诗或许正是贺子珍心境的最好表达吧？

　　□1979年9月，贺子珍第一次进京，她坐着轮椅走进毛主席纪念堂，实现了毛贺的最后相会

　　1976年9月9日，中国的天空和大地一下子笼罩在巨大的悲恸之中。毛泽东的逝世，让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迷茫起来，好像轮船失去了舵手和方向，禾苗没有了阳光雨露。在东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外婆贺子珍出人意料地异常冷静，她叉着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东梅在书中记述了外公毛泽东病重时，妈妈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毛泽东已经不能说话，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左手拇指与食指在女儿面前画了个“圆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神秘的符号吗？还是代表一个谶语？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的这个动作，指的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生日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所以就有小名叫“桂圆”。而1976年的9月8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毛泽东恰恰在贺子珍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时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但如果让我猜，我宁愿相信——圆圈代表的就是“桂圆”贺子珍。

　　3年后的1979年，贺子珍迎来她70岁的生日。卧病在床的贺子珍想到北京去，想到她的丈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建起来的新中国的首都看一看。女儿女婿自然满足了老人的心愿。9月8日，坐落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静悄悄地迎来了最特殊的一位嘉宾——毛泽东的患难妻子贺子珍。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向毛泽东敬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随着轮椅的缓缓推进，随着升降机的缓缓托起，时隔庐山相会又整整过去了20年，贺子珍再次见到了她的“革命战友”，她的“老毛”，可如今——一个在外头，一个在里头；一个坐着，一个躺着；一个醒着，一个睡着；一个来了，一个走了……贺子珍下定决心听从亲人和医护人员的提醒：不能哭。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她真的没有哭！经历了人生的至乐、至苦、至恨、至爱的贺子珍，紧紧地用牙齿咬着那块毛泽东送给她的白手帕，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而滚动在她眼里的几千次几万次的一滴泪，怎么也掉不下来哟！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贺子珍——英雄的女性！我不知道，您嘴里紧紧咬着的这块白手帕，是不是42年前的1937年您送给“老毛”的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