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1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做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1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1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风光一两次。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的作用极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外广大国家心目中却恰恰暴露出国际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会，也不太把这当回事。会外国家却很羡慕，个别国家甚至忌妒。据说中东某国等了几十年才头一次被选进安理会，便百里挑一，找了位正部级官员去当两年大使，并通过广播向全国介绍这位大使的履历，说他是位优秀公民、杰出公务员，曾任镇长、市长、省长、议员等等。一般只有名人谢世才如此介绍，他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从头听，越听越害怕，以为出意外事故了，赶快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是重大喜事！还有一个大洋洲国家，争了若干年才当了两年非常任理事国。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离任时告诉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幸福，走的时候发现，国际秩序不合理，安理会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级大国太厉害。我是陪五常来休闲了两年啊。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会用电脑写书。但英国大使说他年纪太大，不想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是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侄子，爱好广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马球，没时间学。我在当时五常大使中最年轻，资历最浅，最后发言：“就发扬民主吧，我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那么好的一个建议没能通过，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摘自《说不尽的外交》 李肇星著)（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