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研究综述与考古学研究评析

高世华 （天水市博物馆）

  　　【摘要】伏羲文化是二十世纪上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共识；由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缺乏考古学的介入，使得伏羲文化研究在名号解读、时代界定、族源、族属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正确运用考古学材料，建立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体系，是伏羲文化研究深度开展，有所突破的关键。

　　【关键词】 伏羲文化  考古学  研究成果

　　20世纪，随着古代文献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很多古史传说被学界重新认识和研究。其中，伏羲传说作为古史研究不容回避的问题，无疑是上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从二十年代对古史传说的反思，到如今伏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值得回顾和反思的。本文拟就伏羲文化研究的概况以及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和评析。

　　一、伏羲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十分丰富的古史传说记载，这些传说已成为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资料。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还是秦汉以来的文人学士，他们在论述中国古史时，无一不是以伏羲作为古史的开端。伏羲氏在清代以前的学术传统中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文化则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先民们开创的远古文明的总称。伏羲文化之所以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因为伏羲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其次，还因为它内容广博，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古代文化的源和流皆与伏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关于伏羲传说及其文化现象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综合二十世纪迄今伏羲文化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建国前，为初始阶段。二十世纪初，我国现代新史学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辩派，提出了“层累地中国古史观”，否定我国古史传说的历史，对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影响，但是，随着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兴起,很多古史传说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古史传说研究的反思。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运用出土史料和文献相佐证研究古史传说，重视考古出土文献的研究价值，此后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得包括伏羲传说在内的古史传说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如:四十年代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徐旭生先生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对中国上古传说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我国传说时期的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对伏羲作为苗蛮集团的首领进行了详细考证。现代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伏羲考》首次运用历史文献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资料综合研究伏羲传说，成为第一部研究伏羲文化的专门著作，很多观点迄今在伏羲文化研究中产生着重大影响。
　　第二阶段,建国前后到80年代，为探索阶段。40年代末期，伴随着古史传说的研究和学术成果的问世，学术界对有关中国传说材料的认识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如1947年徐旭生、苏秉琦在《史学集刊》上发表《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一文，指出：传说时代的研究，主要应靠传说材料。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进而将传说材料从本质与来源上分为原生的和再生的两类，注重史料的原始性、等次性。1951年6月9日徐旭生在《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从批评科学历史材料谈到处理我国古史材料方法》一文，1956年12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传说时代的史料》，在1956年9月《新建设》发表《我们怎样研究传说》等等，这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传说材料的整理和传说时代的研究两个方面，可见当时的学术界对传说时代及其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
　　建国后，随着我国史前考古学的深入开展和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术界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利用考古学材料和方法重建我国史前史，古史传说材料成为重建上古历史的重要的文献参照。这一时期，学术界虽然没有对伏羲文化开展专门的研究,但是,伏羲作为古圣先王,其创画八卦的传说屡见于各种历史教科书中，成为原始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很多学者致力于伏羲传说的民间搜集工作，创作了《伏羲女娲婚配传说》（袁柯）、《上古神话演义》（钟毓龙）、《人祖伏羲》（李亚东）等文学作品。伏羲文化的研究范围从历史、考古延伸到民俗文学等领域,为深入开展伏羲文化研究工作做好了理论铺垫和准备。
　　第三阶段，80年代至今，为深入研究阶段。伏羲的诞生地天水从80年代开始广泛开展伏羲文化的学术研究，首次提出了伏羲文化的学术概念，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伏羲文化研究中心”、“天水伏羲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1992年、2003年、2006年在天水成功举办了三届全国性的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了海峡两岸周易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2010年、2011年召开了伏羲文化北京论坛、广州论坛、兰州论坛，相继出版了《神圣伏羲氏》、《伏羲文化》、《伏羲文化论丛2003》、《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等论文集。尤其是2012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几乎囊括了能够收集到的见于著录的研究文章，堪称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这时期伏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伏羲诞生地天水和归葬地河南淮阳，代表著作有：刘彦翔的《伏羲庙志》，李建成的《伏羲文化概论》，徐日辉的《伏羲文化研究》，傅小凡、杜明富的《神话溯源-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及其意义》，李宁民的《人祖伏羲与宗庙》，周宜兴的《雨润后世八千年》、《中华文明八千年之说》，杨复竣的《中国本源文化伏羲文化》5卷本等等。学者们从历史、考古、民俗、哲学、文学、建筑等不同的角度对伏羲传说的原始背景、文化意义以及伏羲传说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天水的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李学勤的《试谈女娲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谢端琚的《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马世之的《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等,从史前考古角度研究伏羲传说，以其在学术界的崇高学术造诣和威望,促进了伏羲文化研究和史前考古学的有机结合，为探索建立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体系，恢复伏羲传说的历史面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伏羲文化研究已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共识

　　学术界对伏羲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从伏羲传说的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开始的，后来延伸到考古、民俗、哲学、文学、宗教、天文、地理、神话、医学、美术、武术等领域，经过长期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伏羲文化的概念。伏羲文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它研究有关伏羲传说的文献资料、民俗传说，从文字、音韵、训诂、民俗学等角度进行阐释，考证伏羲名号、功德、源流、传播等；广义上讲，它以伏羲氏族创造的一切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学科方法探讨伏羲传说的形成源流、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分析伏羲传说的历史文化内涵，揭示伏羲时代的社会发展面貌，通过对伏羲传说及其文化现象的研究，复原中国早期历史，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等等。综合分析伏羲文化研究的历程，学术界已经主要在以下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传统观点过于强调炎黄，而忽略伏羲的历史地位。经过对古文献的梳理研究，学术界重新确立了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始祖的历史地位。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帮先生认为：“传说中的伏羲，为中华民族之初祖。他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代，制作网罟，发展渔猎，进而促成畜牧业发展；仰观俯察，始画八卦；造书契；制俪皮之礼；立九部，设六佐；制乐器，作乐曲；发明医药，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多方面卓越贡献，不愧为伟大的中华文化英雄，值得千古敬仰”。[1]很多学者提出了为“中华民族始祖”正名的提议，主张以“羲黄”取代“炎黄”，台湾新学识文教中心发行人李明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伏羲在中国历史上居“百王之先”地位，贡献质高、量多且对文化“国”、“家”特具开创意义，已被民间尊为“人祖爷”，其主要贡献八卦具现代学术意义，国际声望崇隆，陵园规模可与信史帝王比拟，官方正统地位明确，为龙徽创始设计者，伏羲之形象接近原始人类，是中华各民族的始祖。[2]学术界对伏羲作为民族始祖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对伏羲传说的正确理解，对于研究中国的早期历史，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准，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2．伏羲氏是原始氏族的名号，伏羲时代代表了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伏羲氏并非纯粹的神话人物，它不仅是我国原始氏族部落的名号，而且代表了我国原始社会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原始氏族的代号。”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将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太皞、少皞等传说人物分别作为中国古代三大部族集团（苗蛮、华夏、东夷集团）的首领。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把“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时代，当作中国境内原始人类社会进化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长期负责甘青地区考古工作的谢端琚先生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后认为：“神话的目的是使其人物伟大、不同凡人。但也可以作为这样的理解，即这些伟大的人物代表的是一个氏族或部族，甚至是一个时代”。[3]伏羲传说历史客观性的确立，这是几代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科学探索的结果，从而奠定了伏羲文化研究的基础和走向，使伏羲从神坛走入历史成为可能。
　　3．伏羲是龙图腾团族的始祖，也是龙文化的缔造者
　　伏羲“蛇身人首”的传说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文化和现当代民俗学材料中，蛇与龙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蛇为龙的前身，龙是由蛇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伏羲“蛇身人首”所象征的特殊含义是：伏羲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始祖。这一观点首先是由闻一多先生提出的，他在《伏羲考》中认为:“神话本身又怎样来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可见龙的基调还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家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鬃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谢端琚教授结合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对龙的起始时代及其与伏羲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考古发现的5000年前中国原始龙的确与伏羲时代有关，“伏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始祖，也是崇龙的鼻祖”。[4]目前，学术界有关龙图腾的形成有多种的看法，图腾说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伏羲创立了以“龙”为图腾标志的华夏民族。
　　4．天水是伏羲诞生地古成纪的中心地区
　　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成纪。有关成纪的地域范围以天水为中心，学者们意见大体一致。西北师范大学陈守忠教授在《甘肃史概述》中指出：“成纪这块地方，古时包括地区相当大，甘肃的静宁、通渭、秦安、天水、甘谷等县均为成纪地方”。刘雁翔先生认为“古成纪地方包括区域很广，即中心在今天水市”。张华、夏峰二位先生则根据对历史上成纪的变迁，以及古成纪与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提出汉置成纪在秦安县北面一带，大地湾所在的葫芦河支流清水河河谷地带，是伏羲文化发祥的中心地域，它可能就是历史传说中的伏羲生地古成纪。[5]周宜兴在全国政协第五次全委会上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和空间双重叠，可能是同一个历史文明的两个不同的表象与形态。尽管学术界对汉置成纪治地的具体地望争议尚存，但是，以秦安县北陇城及大地湾一带为古成纪中心地域，仍然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5．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
　　伏羲传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伏羲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过重大作用。学者们围绕这些课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对伏羲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李学勤教授认为，“自然科学、口述历史资料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伏羲、女娲传说是古史中最早的一段，是所谓创世的时代。……在中国伏羲、女娲属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开始，它反映了人类早期对历史、自然的认识”。[6]国家八五规划项目《周易与华夏文明》课题通过对伏羲创画八卦的历史考察认为，“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八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文化，特别是后来形成典籍的《周易》，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决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繁花似锦的古代华夏文明中，不论是在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社风民俗的各个领域，几乎都不同程度和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周易》的影响”。孙周秦、张惠原从文化学的角度归纳概括了伏羲文化的文化精神主要有：以德立身，以人为本，力行实践，兼容并蓄；伏羲文化的民族精神主要有创造和创新精神，人本和人文精神，奉献和献身精神，和睦团结的精神。这些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核，对我们民族产生着积极的影响。[7]周宜兴从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的类比研究中认为，伏羲始创的“先天易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它是传承了8000年之久的东方哲学的根源，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基因。伏羲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核心。
除了以上学术成果和共识外，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伏羲的传说材料、文化意义、传世图像以及伏羲时代的天文与人文背景，与中国远古文化的关系等众多课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可以说，伏羲文化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目前开展的“华夏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炎黄文化”研究及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始终成为学界和世人关注的焦点。

　　三、伏羲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分歧和问题

　　伏羲传说属于有文字以前的古史传说时期，由于受到后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不足的限制，加之，不同学者立论的角度和所用材料不同，因此，在伏羲文化研究的某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以下问题：
　　1．关于“伏羲”名号问题
　　伏羲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古籍中有不同的写法，即包牺、庖牺、炮牺、伏牺、伏羲、虚羲、宓羲、虚戏、宓戏等，汉代以来又有太皞、太昊、太帝、春皇、木皇等不同的称号。这些名号究竟表示什么含义？从古至今均有不同理解，古代的解释侧重人文含义的阐述：(1)“伏羲”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伏其贡献，故称之为“伏羲”（《礼纬•含文嘉》）。(2)伏羲定人伦、画八卦、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称之为伏羲（东汉班固《白虎通义》）。(3)伏羲因其有作网罟，兴渔猎，备牺牲之功而得称（唐颜师古《汉书注》引魏张晏）。(4)伏羲因猎取牺牲，改善熟食而称庖牺氏（晋皇甫谧《帝王世纪》）。(5)伏羲又称庖牺是因其包含万象，尤以取牺牲荐百神，民服其圣为著，故有是号；因其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又称宓牺；因其德泽天下是为至尊，又以才德称王，故称春皇；因其德行睿智布照八方，又称太昊；因其位居东方以其木德，有含养伏化万物之功，又称木皇（前秦王嘉《拾遗记》）。
　　现当代学者除了沿袭上述古代的观点外，还有四种不同的解释：(1)葫芦图腾说。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伏羲、女娲借助葫芦避洪水创造人类的故事为基础，通过语言训诂，指出“伏羲”亦即“匏瓠”，也就是俗言的葫芦。刘尧汉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华民族各成员以开天辟地的盘古—龙女娲和伏羲的合体葫芦为文化共祖”。[8]（2）日神说。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中，首先揭示中国上古时代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存在对日神的崇拜，通过语言训诂指出伏羲之“伏”即“溥”，也就是“伟大”之意，而“羲”亦即“羲俄”，与太阳神“羲和”是同一名号。伏羲又称太昊，而太昊正是光明盛大之意，也就是太阳。（3）生殖祖神说。兰州大学武文先生认为，伏羲的“伏”同孚、孵，伏化即孵化；伏羲的羲暗含着化生之意，伏羲画八卦，区别八节，目的在于“化天下”，它包含着生殖教化的意思，伏羲又称太昊或春皇，同样暗含着生殖的本意。[9]（4）混沌说。刘雁翔先生综合各家意见认为，无论是“葫芦说”还是“太阳说”都可回归到以“太极”为根本的混沌，伏羲的原始含义应该是“混沌”。[10]
　　2．关于伏羲时代的界定
　　由于受到考古学学科规律的限制和专家学者对考古学材料的认识差异，因此，学术界在伏羲时代的界定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原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伊世同先生从天文学角度研究认为，伏羲时代理应比太极既判的萌始年稍迟，也该比中国承传星象体系初成的年代更早，即伏羲应该是20000—10000年前的人文始祖。[11]（2）刘雁翔先生分析了我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开始和炎黄时代的确定，认为伏羲时代是和父系氏族社会相对应的，将伏羲时代确定为上限在父系氏族社会最终确立之时，下限为黄帝时代之前，即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12]（3）雍际春先生从中国古史系统古圣先王之时代序列和社会进化规律出发，主要参之以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伏羲诞生地天水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分析，认为伏羲时代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或迈入父系氏族阶段，即新石器时代中期渔猎畜牧向农耕时代过渡的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其上限约距今7500年，下限距今约6000之前后。[13]（5）谢端琚先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果和中国古史之时代发展序列，把伏羲时代界定为公元前6200—3500年，即距今8200—5500年。[14]除了以上外，还有学者将伏羲时代界定在10000年—5000年之间[15],或8000—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16]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3．关于伏羲氏族族源问题
　　伏羲族源究竟来自何方？这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来源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提出以下三种观点：（1）族源是生活于渭河上游流域的华胥氏族。杨东晨先生认为，甘肃东部泾渭上游地区和陕西关中西部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主要是华胥氏族部落。华胥氏族部落从距今8500年传至7000年前，甘肃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的年代前期恰与华胥时代相吻合。伏羲氏部落在今甘肃秦安县兴起后，融合了华胥等部落余民，占据了华胥部落的广大地区，在前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丰富的史前文化。[17]（2）族源于康青藏高原的古羌人部落。王大有先生认为，大约在距今5万—1万年间，古羌人从康青藏高原分南北两路东向发展，南路发展为古南蛮集团，北路发展为燧人伏羲羌戎集团。其中，由青海甘肃东下的羌支中一个氏族集团首先发明舍饲牲畜和栽培牧草，并培植莱（野生麦），这就是伏羲氏。[18]（3）族源为鸟夷人。伊世同先生运用天文学、民俗学资料分析认为，伏羲，风姓，其族源应为鸟夷人。鸟夷人源自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绕漠北，在陇西地区与原住民汇聚，然后沿渭水、黄河东向，进入嵩洛地区。伏羲部落就是穿越漠北进入我国西部定居的鸟夷族群。[19]
　　4．关于伏羲氏族的族属问题
　　伏羲氏族的族属问题涉及到伏羲氏族起源、迁徒和其与迁徙地土著文化关系等诸多问题，它是探讨中华民族形成的重大课题。不同氏族的族属取决于各自氏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不同氏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依靠现存的古文献记载和有限的考古资料，确定氏族的民族归属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学术界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观点：
　　（1）属于苗蛮部落。徐旭生先生认为，伏羲女娲氏族主要属于苗蛮集团，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　
　　（2）属于华夏族的前身。马世之先生分析渭河流域的前仰韶文化认为，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伏羲文化是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它是仰韶文化（炎黄文化）的源头。华夏文化是由伏羲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东夷文化与苗蛮文化则是伏羲文化在东进南渐过程中经过互相融合而逐渐形成的。[20]候哲安先生在《中国古代南方传说人物考》中指出：“伏羲氏、夏后氏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伏羲氏在前、夏后氏在后，夏后氏是伏羲氏后裔中的一支，伏羲氏代表的还是没有分化的原始的华夏族。（3）属于古羌戎族。刘尧汉先生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分析了羲、炎、黄、夏、周、秦与羌戎的关系，认为“伏羲生于成纪”即今天水地区，此为古羌戎所在地。渭水源出渭源县，东流经天水入陕西境，为古羌水，即古羌居地。伏羲又写作“虑戏”，二字均从“虑”，它象征伏羲是远古羌戎虎氏族部落的图腾名号，而彝族、纳西族则以黑虎为图腾，因此，伏羲为古羌戎虎氏族部落的图腾名号或其首领名称。

　　四、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伏羲传说产生于史前时期，反映了以伏羲为代表的先民们所创造的历史和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中国早期历史进程和文明起源密切相关，因此，它无疑也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有关伏羲文化的研究以地域史前考古学材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伏羲传说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是，目前伏羲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文献考释、文化解读、民俗考察的层面上，真正考古学的介入还很少，伏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伏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更多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成果及材料的有力支撑，而使得伏羲文化的研究存在着很多聚讼争议或似是而非的问题，如：除了以上的分歧外，伏羲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仍然遭到质疑，伏羲传说还没有被学术界作为重建古史的重要参照，伏羲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还很有限，等等，这些问题都极大地限制了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度开展。
　　实际上，伏羲文化的研究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博大的框架体系，它的研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社会的文明进程，史前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宗教信仰、文化传播、氏族部落的形成演变、地域文化的交流等，涉及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部族等多个层面，很多问题已不是狭义历史学、神话学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关注和介入，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神话传说的考古学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课题，如何正确应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神话传说，涉及到古文献资料的甄别和文化解读，特别是受到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学科规律的制约。神话传说与考古学是否有联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宋兆麟先生认为：“考古学资料是神话学的重要来源，对神话研究有重要的互补作用。换言之，研究神话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为了解释自己的发掘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要熟悉神话学，只有把神话研究同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目的”。[21]尤其是伏羲、女娲作为史前传说人物，与纯粹的神话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其所包含的历史素地而更接近史前历史。当我们翻阅浩瀚的史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伏羲传说以其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古老的历史，那些恢弘的文化创制，美妙的神话传说，伴随着文明起源的艰难历程扑面而来；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会在越来越多的考古遗迹、出土文物中寻觅到以伏羲传说的历史踪影。传说与考古的互证，使伏羲文化的研究更加接近古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利用史前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探讨伏羲传说的本质特色，最大程度的复原伏羲氏的历史原真性，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事情，对伏羲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应该注意的是，伏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不是简单的类比对应，而是合理地应用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反映伏羲传说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背景，以期达到揭示远古历史进程、文明成果，重建远古历史的目的，这也是史前考古学确立的学术终极目标。因此，伏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属于自身的学术框架，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伏羲文化的突破口。
　　第一，伏羲传说史料是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应从伏羲传说材料的分析入手，科学甄别传说材料的真伪和价值，理清传说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头绪，深入挖掘伏羲传说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使考古学材料的应用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才能使得传说与考古学的研究互为一体，相互渗透，科学合理。
　　第二，要突破学术研究的地域限制，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确定伏羲活动的地域，利用这些地域内的史前考古材料，对伏羲传说进行考古学综合性学术探讨，揭示伏羲氏族的族属、迁徙和文化影响，寻找伏羲文化对炎黄文化影响和华夏族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要应用天水史前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揭示伏羲与天水远古文化的关系，以及天水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明确伏羲时代的大致年代和与之对应的考古学文化，这也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四，利用史前考古文化遗迹与伏羲传说文化现象的相互印证，分析伏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传统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第五，加强与炎黄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的衔接，通过各地有关考古发现、民俗传说和历史遗迹的综合研究，探讨伏羲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对中国祖宗崇拜民间信仰的影响。
　　正确而广泛地应用考古学资料开展伏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考古学的介入，那么恢复伏羲传说的历史面貌将无异于空中楼阁。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有着自身独特的学科规律，神话考古仅仅是一个新兴学科，利用考古学研究神话传说的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我们在强调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所有的研究还要不断总结经验，需要今后大量考古学新材料的验证。沈雁冰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神话无非是原始的哲学、科学与历史的遗形”。让我们从伏羲传说的神奇图卷中去寻找民族历史、哲学、科学的源泉和真谛，相信这将是一座弘扬伏羲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探讨中华文化、开启人类智慧的宝藏。

注释
[1] 唐明邦《伏羲画卦考》，《伏羲文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2] 李明《为中华民族始祖正名提议——请以羲黄取代炎黄》，《三皇之首太昊伏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3][4][14] 谢端琚《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张华、夏峰《伏羲 成纪》，《大地湾、伏羲文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6]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孙周秦、张惠原《试论伏羲文化的民族精神》，《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
[8] 闻一多《伏羲考》，《神圣伏羲氏》，天水市文化局，1993年。 
[9] 武文《伏羲——原始生殖祖神伏羲文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10] 刘彦翔《伏羲名号及风姓解析》，《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19]伊世同《伏羲时代——史前华夏族源的天文与人文背景》，《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 刘彦翔《伏羲庙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13] 雍际春《伏羲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 安志宏《以大地湾文明为时空坐标探寻伏羲和伏羲文明》，《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
[15] 张忠尚、王建祥《大地湾遗址与中国古代文化》，《伏羲文化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16][17] 杨东晨《论伏羲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 
[18]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年。
[20] 马世之《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21] 陆思贤《神话考古序》，文物出版社，1995年。

　　作者：高世华，男，山东单县人。天水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伏羲文化研究综述与考古学研究评析》原文发表于《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总第86期）。